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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逃避司法打击 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盯上未成年人

　　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沦为电诈帮凶

　　“一开始以为就是打工，但很快知道不是‘好钱’，再后来发现身边有些人也在干，就觉得没什么大事……”初三即辍学、今年17岁的小岩(化名)因为帮电诈团伙转移赃款，受到了应有的刑罚。在不法分子的诱骗下，电诈的阴影正悄然蔓延至未成年人群体中，一些像小岩一样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沦为电诈犯罪链条中的一环，成为施害者，却也是受害者。

　　他们是怎么被犯罪团伙选中、误入歧途的？又该如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呢？

　　少年自述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今年初，我收到同乡的一条信息。”小岩回忆，对方问自己愿不愿意到北京打工、送外卖 ，每天给1000元生活费，每单还有提成。想到自己成天泡在台球厅、无所事事，又不爱读书，有这么好的工作，还能去北京玩儿，他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朋友给小岩推荐了一个微信好友，称这个人是“老板”，听他的话就行。

　　“老板”让小岩打车从600多公里外的老家来到京郊，车费给报销。安顿下来后，再通知具体工作。“老板”还要求小岩准备好背包、帽子、口罩和深色衣服等，并告知他“这份工作最多只能干10天”。

　　“送外卖干吗弄得这么神秘？还限制时间？”小岩当时已经心里打鼓，觉得不对劲儿，但朋友回复他：“干了就知道了，没事。”

　　小岩到达后被安排住进了一家民宿，此后接到“老板”发来的“第一单”：一个地址定位，到该处从某人手中取现金。

　　“‘老板’要求我每次和他通信后就立刻删除聊天记录，我不熟悉北京，所以具体的地址也记不清了。”小岩按要求打车到了地方，“老板”让他用手机拍摄一段周围的环境，并躲着点儿摄像头。视频发给“老板”后，对方发来信息让小岩和某人接头取钱，“信息里有接头暗号，还有对方穿什么衣服、大概的样子，最后让我把钱点清楚了。”取钱后，小岩再按照“老板”发来的地址送到另一个地方，这一单就算完成了。

　　“按照约定，每单我能提成1%。当我从对方(指被害人)手里拿到十几万元(指赃款)的时候，特别兴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小岩说，自己每天至少“跑一单”，当时已经察觉这些钱可能是诈骗的赃款，工作了10天，经手的钱有100多万元，光“生活费”和“提成”就能到手两万多元。但后来“老板”压根不给“提成”的钱，“说想要钱，就得自己再拉下家，从下家的收入里抽成，挣更多的钱。”最终，小岩在“老板”和朋友的怂恿下，不仅没有按计划干10天就收手，反而把自己认识的3个朋友也拉入了犯罪团伙。

　　剑走偏锋

　　雇未成年人想“逃避打击”

　　西城法律援助中心披露，今年以来，公检法机关通知援助的未成年人涉电信诈骗案件达21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7件，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涉案未成年人集中在16至18周岁。还有部分十四五岁的未成年人，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被行政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也显示：未成年人涉嫌诈骗罪的占比从2023年的8.1%上升至10%，成为仅次于盗窃罪的犯罪类型。

　　为什么电诈团伙瞄准了未成年人群体，使尽花招把他们拉进犯罪组织呢？

　　海淀检察院检察官王敬敬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容易被高额报酬、优厚生活费等物质条件吸引；待加入后，诈骗分子再透露实际工作为收取、转移资金，很多未成年人便在其操控下走上了犯罪道路；犯罪团伙为规避侦查，通常将未成年人参与时间控制在10天以内，并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设置专人负责招聘、管理、后勤保障及工资生活费发放等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的犯罪运作机制，未成年人一旦加入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电诈分子盯上未成年人，也是为了逃避司法打击。他们认为，未成年人会被法律“从轻发落”，哪怕被抓到也能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不承担刑事责任。一些未成年人听信了这种“忽悠”，相信“被抓也没事”“包取保”等错误观念，放心当起了“工具人”。

　　法网恢恢

　　参与犯罪怎能“一放了之”

　　“‘未成年人犯罪没事儿’是极具迷惑性的认知误区。”王敬敬指出，年龄不是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一贯秉持宽容不纵容的原则，无论是违法还是触刑，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这些违法犯罪记录会对未成年人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对于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更不可能“一放了之”。

　　“例如小岩，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他虽然认罪，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行为给被害人、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伤害。根据社工出具的再犯风险评估量表显示，小岩的再犯风险为中度。”王敬敬说，考虑到涉案金额、危害后果及小岩到案后的态度，本着惩治也是挽救的工作目标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检察机关对小岩提起了公诉，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躲在未成年人身后的电诈分子更要依法严惩。成年人肖某和洪某，先是从只有11岁和13岁的两个孩子手里收购了四张电话卡，然后又雇了15岁和16岁的两个未成年人，一起躲在酒店里打诈骗电话。他们每次使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使用网络社交软件语音通话联系上家，另一部按照上家要求拨打被害人的电话，通过两部手机开启免提功能，未成年人不能出声，全程由上家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法院查明，肖某等四人拨打诈骗电话1524条，造成五名被害人被骗共计47万余元。虽然二人系从犯，到案后也能坦白罪行，但因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予以从重处罚，以诈骗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以诈骗罪判处洪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民警披露

　　三种渠道引未成年人“入局”

　　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目前主要有三种渠道吸引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

　　据一线办案民警透露，部分孩子参与犯罪，是在网上看到了虚假的“高薪兼职”广告。这些广告主要集中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求职网站，其中往往包含“暗语”“黑话”，如“杀鱼(类似杀猪盘)”“手机口(帮骗子搭建与被害人的通话桥梁，相当于‘中转站’)”等，这些招聘广告主要诱惑一些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还有一些涉案未成年人交代，是在外网看到了犯罪团伙发布的“招聘广告”。外网发布的内容更为直接，不仅明说了是犯罪，还把需要注意哪些细节、要做哪些准备都一一列明。

　　此外，更多的涉案未成年人像小岩一样，通过“人拉人”的方式，被朋友、老乡带入犯罪组织。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未成年人社交网络扩散的犯罪模式，具有典型的群体性特征，其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更为显著。

　　社工调查

　　电诈“工具人”背后有成因

　　什么样的未成年人容易成为电诈“工具人”？司法机关办理的相关案件统计分析显示，此类未成年人具有典型的“三无”状态：无稳定就学、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来源。

　　“小岩的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情况里比较典型。”来自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司法社工赵心怡，对小岩的犯罪原因进行过深入调查。小岩的父亲较为专制，常常以“制定规则—要求听话”的方式进行管教，并以“训斥、打”的单一方式进行惩戒；其母亲和祖父母偏向娇纵，不舍得让小岩承担家务，并尽可能满足他的消费需求。这使得小岩养成了贪图享乐的较强欲望，但自控能力又较弱。小岩初中便辍学在家，父母好不容易帮他上了一所职高，小岩又因为难以忍受学校的规范和作息再次辍学；小岩也干过餐馆服务员，但因为嫌“干得累、挣得少”又撂了挑子。

　　专家提醒

　　严惩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赵心怡呼吁，父母一定要注重家庭教育方式，一旦发现孩子开始有了吸烟喝酒、旷课逃学、打架、进入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等不良习惯后，要及时阻止、矫正，避免孩子一步步沦为“三无”状态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认真担负起责任。”王敬敬说，办案中发现，很多孩子用家长的信息注册，从而避开“青少年模式”，由此接触到了大量不良信息。家长应该特别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和社交动态。同时，要加强正确价值观引导，避免孩子产生“不劳而获”等错误观念。

　　网络平台也要加大监管力度，对于虚假广告，特别是一些网络“黑话”等关键词，要及时清理，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推送此类信息。

　　司法机关和学校应当加强普法力度，把网络安全教育纳入日常教育体系当中，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电诈常见套路和危害，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避免落入网络犯罪陷阱。

　　另外，针对辍学青少年更容易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主体这一现象，王敬敬建议，社会各方都应为控辍保学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共同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曹晓颖则提出，法院办理案件时，对于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告人要坚持从严惩处，依法从重处罚；庭审中，对涉案的未成年被告人应注重释法说理，加强法庭教育，对于监护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合力帮助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

　　(北京晚报 记者 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