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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1月19日电 题：《国史大纲》推出简体横排版意义何在？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

　　记者 应妮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85年后，这一经典著作的简体横排版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且尤为关注钱穆，日前他接受“东西问”专访，阐述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这部经典著作推出简体横排版的现实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写就《国史大纲》。这一背景对读这本书有什么意义？

　　张昭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逐步沦陷，因战局恶化，同年国民政府迁都。在中国半壁江山落入日寇之手的时代背景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国人纷纷加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史学工作者自应有所作为。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写作于1938年，次年竣稿，1940年正式出版。《国史大纲》成书的最大背景无疑是抗日战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史教育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北平史学界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但直至1938年，教育部门下令要求大学各院系一年级将中国通史设为必修课，仍找不到合适教材。这样，编纂一部适合抗战需要的中国通史就成为历史学家亟须完成的课题，其重要性已超出学术，而是事关文化救亡，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为抗战编写的大学历史教材。读《国史大纲》绝不能脱离这一背景。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先生诞辰130周年，《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的推出，显然有重要纪念意义。

2022年5月28日，一名学生从西南联大校门旧址下走过。抗战时期钱穆先生就在这里著成《国史大纲》。记者李嘉娴摄

　　记者：《国史大纲》与当时其他的新史学著作相比有哪些特点？

　　张昭军：首先，这是一部国史。钱穆以“新国史之马前卒”自喻。1937年，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其态度应该与外国人眼光中的中国史，以及外国学校里讲述到的中国史，绝对不同；所谓的不同，并非去抹杀伪造历史事实，而是对于历史事实应有轻重、先后、大小、缓急之分，尤其是应有本民族的感情。他对国史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国史大纲》的任务必然是探讨和揭示本国史的独特价值，而不是立足批判和自谴。

　　其次，这是一部通史。《国史大纲》发扬自司马迁《史记》到郑樵《通志》的“通史家风”，主张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通史要解决现实问题，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历史中找答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对《国史大纲》给出明确定位：一是要告诉国民历史真相，向国民提供必备的历史知识；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一定有其独具的生命活力和生存秘诀，要将此展示给国人，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三是该书读者定位为国民而非专业研究人员，要能激起国民爱国情感，振奋民族精神。

　　再次，这是一部文化史。他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采取广义文化史的写作方法。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钱穆认为，民族与国家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国家规模宏大，这是文化造就的，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来的。中国历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全书的主旋律。中国广土众民，民族文化光辉灿烂，历史上依靠中华文化，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且不断发展壮大。钱穆强调，只要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中国终究会战胜日本。

2014年4月26日拍摄的位于台湾东吴大学内的素书楼，是已故国学大师钱穆自香港来台湾定居后的故居。现成为后学瞻仰之地。记者 陈立宇 摄

　　记者：《国史大纲》强调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张昭军：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是《国史大纲》的一大特色，也是理解这部书的一把钥匙。钱穆认为，历史、文化、民族是三位一体的，文化是历史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文化，也就没有历史、民族和国家。因此他说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衰落与危机，也要从文化上找原因。这就是钱穆先生的历史观。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一反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这是他通过中西历史比较得出的判断，认为中西双方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以“中国停滞论”为例，钱穆认为“西方于斗争中见精神”，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是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方文明给人以不断变动之感。中国史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文明传统而绵延不断，历史上的具体变动，伤害不到文明的大传统。

　　他认为这是中西双方历史形态一个很大的不同，因此影响到双方的历史观。西方人看历史，根本上是变动的，常由这一阶段变动到另一阶段。但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和绵延。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不是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大的过程。他强调，我们看中国历史应有中国人的立场，不能人云亦云，轻易附和西方的说法。钱穆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当下的中国仍应在发扬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

2025年8月22日，亮灯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花坛扮靓北京长安街，吸引民众参观打卡。 记者 易海菲 摄

　　记者：《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的推出，降低了阅读门槛。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这部书很感兴趣，您建议如何读这本书？

　　张昭军：《国史大纲》自出版以来，一直以繁体版本面世，不断有读者表示期待简体版。为了便于让更多当下读书人阅读，家属决定授权简体字版，希望以此增进年轻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深入认知和关注，更大程度实现钱穆著书的寄望。

　　我建议现在年轻人读这本书要注意几点：

　　第一，要“顺着读”，不能“逆着读”，以谦虚的态度而不是怀着成见去读。《国史大纲》的内容和风格，与今天的教科书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对作者抱有敬意，这才能明白作者的主旨和思路，尽管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要看其大处，不拘泥小节。《国史大纲》是钱穆以一人之力在战争时代写成的通史，非常不易。从大处看其整体结构、主干主脉和核心思想，这样才会有所收获。

　　第三，要看其精神方向，这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历史内部探寻和阐发的一部书，其根本指向是追求和平，即激发国民的爱国热忱，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国史大纲》将历史与现实看作一个整体，强调继承传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下仍有启发意义，应予以重视。(完)

　　受访者简介：

张昭军。受访者供图

　　张昭军，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学科专家组成员、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重点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聘用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清代理学史：晚清卷》等。主编《中国文化史研究》集刊、《中国近代文化史》(国家级规划教材)、《柳诒徵文集》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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