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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1月16日电 题：如何从故宫文物南迁看两岸文脉相连

　　——专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

　　记者 应妮

　　作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大展之一，“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正在神武门展厅展出，100余件(套)档案文献及珍贵文物重现万里归家路。作为该展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日前接受“东西问”专访，讲述策展思考与幕后故事，从故宫文物南迁看两岸文脉相连。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您会如何介绍“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

　　徐婉玲：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抗争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自华北而东南，又辗转于西南诸省，整个过程历时二十余载，行程数万里，从宏伟壮丽的殿宇楼阁移往华洋共处的租界洋房，从钢筋铁骨的现代库房移入军民同守的山间洞穴和乡野祠堂。在艰苦卓绝的岁月，社会各界仁人志士为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留下了许多感人的真实故事和珍贵的历史记忆。

　　展览分三个单元，分别是“南迁北归 国宝永存”“古物重光 文脉赓续”“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其中，第三单元“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以南迁文物和留平(注：意为留在北平，北京当时名为北平)文物为中心，结合南迁人物雕塑，展现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025年9月30日，“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之子庄灵给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讲述陈列展品。记者 应妮 摄

　　记者：能否请您分享此次策展的思路？展厅正中有一件大木箱，并不是特别珍贵的文物，为何放在如此显眼的位置？

　　徐婉玲：在此次展览策划过程中，学术性与大众传播的平衡成为重要考量。展览采用“文献+文物”的展陈方式。由于南迁文物品类丰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文物，力求展现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文物与档案文献之间的关联。

　　例如，展览选取一组清代宫廷画家董诰的花卉轴，根据图轴中所绘器物，从南迁瓷器中择选器型相似者，配以淡雅的龙泉窑梅瓶、鲜艳的蝠纹葫芦瓶和掐丝珐琅蒜头瓶等。南迁文物中的三件挂轴和留平器物同柜展出，有一种观赏的联系，让观众可以进入文物南迁的特定情境，也能感受文物在清代宫廷中的风采。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中，文物不需要颠簸和迁徙；当我们迎来和平时，这批文物也得到了妥善保管。

　　展厅正中这件木箱，编号为寓字3350号，根据封条及朱印信息，可以明确此箱件曾迁存乐山峨眉。根据《存沪文物点收清册》，箱子内当时装有284件戏衣等物。现场还配套展出它当年“同行者”——一件清康熙时石青色折枝花蝶纹妆花缎女帔。身处和平年代，它们才有机会舒展且有尊严地展出。

故宫文物南迁的箱子。记者应妮摄

　　1934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议点收存沪文物，自1934年11月20日至1937年6月14日，所有南迁文物箱件点收完毕，共计整理《存沪文物点收清册》727册。已清点文物所在箱子编号分别冠以“沪”“上”“寓”“公”，指代分属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和秘书处的箱件。马衡先生以此命名，表达了这批文物离开紫禁城就仿佛“流亡贵族”，也有自嘲意味。

　　记者：在梳理故宫文物南迁史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件文物的流转历程较有代表性？

　　徐婉玲：此次展览一楼展厅有一张拍摄于1925年至1930年间的老照片，体现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原状陈列。整个建筑空间就是一座《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中心展柜里放置着打开的经、史、子、集书册，可供观众驻足欣赏观摩。

文渊阁《四库全书》原状陈列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这种原状陈列场景因日本侵华战争逼近而彻底改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开始为文物古籍的安全保管筹谋对策。1933年2月，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共装536箱，开启了南迁之路。展厅中亦有一张对应照片，显示《四库全书》南迁后的文渊阁，书架上空空如也，不见一本册籍。

《四库全书》南迁后的文渊阁。受访者供图

　　尽管文物南迁是为躲避战火，这些数千年文明结晶的珍贵古籍并未就此封存箱中。1933年至1935年间，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抗战胜利后，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东归南京。及至1949年1月，第二批1680箱故宫文物迁台，其中就包括《四库全书》。至今，书阁分离已达90余年。文渊阁与《四库全书》，见证了文明火种在动荡岁月中的传递，也牵引着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纽带。

　　记者：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文物最终迁到台湾。两岸文脉相连在展览中如何体现？

　　徐婉玲：这次展览现场特别择选了几件文物予以表达。例如一层展厅内的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执壶，它原存紫禁城古董房内，曾著录于乾隆皇帝收藏瓷器图册《燔功彰色》之中。此壶为公字3411号箱南迁文物，抗战时期迁存峨眉。1949年《燔功彰色》图册及所著录的部分瓷器迁台，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执壶北返。再者，二层展厅内的春秋芮公壶，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也有一件。清宫时期，两件宝物分藏于颐和园和紫禁城，后在文物南迁中数次迁徙。

　　最终，一件北归北京，一件迁往台湾。我想，这两件文物呼应着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间的内在联系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整体性。

　　除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两岸“故宫人”之间也有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展览特别展出了随故宫文物迁到台湾的“故宫人”的一些珍贵旧物，这些物品是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给予的大力支持。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在台中雾峰北沟举办“曲水流觞”雅集时的字帖与酒具木斗，最后一位离世的故宫文物赴台押运人索予明去台湾时穿的背心和携带的两块银元，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那志良母亲在分别前送给他的怀表……通过这些物品，展现两岸之间的文化和情感纽带，真正做到见史、见物、见人，物品不仅记录了典守迁台文物的前辈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也承载着他们思念故土亲人的拳拳之心。

　　我们还在展览结尾专门摆放了一组名为“功侔鲁壁”的参与文物南迁人物的雕塑，塑造了马衡、庄严、那志良等十一位先生的形象。展览开幕那天，庄严先生的儿子、87岁的摄影家庄灵从台湾赶来，他说“希望上一代人的遗憾，不再成为下一代人的遗憾”。

　　受访者简介：

徐婉玲。受访者供图

　　徐婉玲，艺术学博士，研究馆员。201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博物馆管理专业，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并担任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主要从事博物馆管理、故宫博物院史以及故宫学理论研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2012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博物馆与认同之建构——以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为中心”；2018年，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整理中国艺术展览会档案文献，并于2024出版学术专著《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2019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并于2023年策划专题展览“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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