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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1月3日电 题：在全球视域下重新评价中国抗战的意义

　　作者 林安梧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台湾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理解和评价中国抗战的意义，需要放在更宏观的全球史视域下来重新审视。

2025年11月2日，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记者 赵文宇 摄

　　追求“王道”的中国抗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存亡之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使其无法实现“北进”攻击苏联的计划，也延缓了其“南进”东南亚的步伐。这种战略牵制对整个二战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为盟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抗战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文明特质。当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掠夺建立其全球霸权时，中国即使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也没有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这种文明特质使中国的抗战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普遍意义。中国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战，更是在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元性而战，为建构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战。

　　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排他型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其特征是将本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认为自己有权支配甚至消灭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展现的是一种“共生型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排外的、狭隘的，而是包容的、建设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正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肯定自身的文化价值，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尊严。

　　从哲学层面来看，抗战促使人类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观念有着本质区别。在儒家思想中，“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疆域。这种“天下观”的核心就是“王道”思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压人。抗战期间，中国虽然先是处于劣势，但始终坚持“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在战后对待日本战俘和侨民的态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传统智慧认为，真正的和平不是通过压制差异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和而不同”的包容来达成的。抗战期间，全国各民族、各阶层能够团结一致，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精神的具体实践。这种从具体的民族苦难中升华出的、对人类普遍和平的追求，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辩证智慧——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王道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孟子区分了王道与霸道：霸道是“以力假仁”，依靠武力来维持统治；王道则是“以德行仁”，通过道德教化来赢得民心。这种区分不仅是统治方式的差异，更是两种文明模式的根本对立。

　　中国在自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对国际正义的追求。当时的中国不仅关注自己的民族解放，也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胸怀，正是王道精神的具体体现。

2019年11月19日，云南省龙陵县的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参观者瞻仰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记者 刘冉阳 摄

　　王道精神对当代和平的启示

　　当今世界虽已没有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局部冲突不断，恐怖主义肆虐，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偏见依然很深。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抗战的历史经验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中国抗战给21世纪世界和平的最大启示在于：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文明对话来实现。

　　现行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主权观念。这种体系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缺乏道德和文化的维度。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想象。在这个观念中，世界不是由互相对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观念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生观。

　　在当代国际实践中，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可视为王道精神的一种现代尝试。这种“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的思路，正是王道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实践王道精神，首先要求各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要以强凌弱，而是要实现共同发展。其次，要求各国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是强行推广单一的发展模式。再次，倡导各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特别重要的是，王道精神要求大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种责任不是通过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来实现，而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对话协商来实现。中国在国际维和、气候变化、反恐等领域的积极参与，正是这种责任担当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传统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力不是来自武力压服，而是来自道德感召；不是来自单边主义，而是来自多方协商。

2025年10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联同多名外国驻港领团和商会代表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参观“万众一心 维护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展览”。记者 陈永诺 摄

　　王道主义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为王道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王道主义的现代转化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需要对王道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运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将这一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充分阐发出来。其次，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王道精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对王道精神的最好诠释。最后，特别重要的是，要通过文明对话，将王道思想与其他文明中的和平智慧相结合。比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伊斯兰教的和平观念、佛教的慈悲精神等，都可以与王道思想展开深度对话。在这个过程中，王道思想本身也会得到丰富和发展。

　　总的来说，王道主义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应该成为世界和平最稳健的推动力量，通过跨文化对话超越文明冲突，通过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这不仅是中国抗战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未来的庄严承诺。(完)

　　作者简介：

林安梧。作者供图

　　林安梧，台湾台中人，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师从“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现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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